白宫2016年总统经济报告-第五章《技术与创新》

50余年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62）认为，垄断者创新的动机相对较弱，因为其创新不允许他从竞争对手那里“偷”业务。竞争推动企业投资于有助于降低成本的新技术，也投资于可提升现有产品质量的创新4。

竞争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位企业会面临来自同一市场内其他在位企业的竞争，后者创造了生产商品或服务的新方式，或发明了吸引现有客户的新产品。或者，竞争可以来自市场上的新企业，其中包括初创企业和老牌企业。老牌企业可在同一地域内以不同的产品市场建立进入权，例如，“黑车”（即，豪华轿车和公务车服务）在美国的许多城市进入出租车行业，或者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地域以相同的产品市场建立进入权（Rawley，2010年）。后一种情况往往是指国内和国际贸易（见框5-1贸易）。

初创企业的作用

初创企业对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初创企业往往是把一个新产品或一项新服务首先推向市场的一种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于1939年在帕洛阿尔托的一个车库中创立的一家小公司，该公司把一种电子振荡器的早期版本实现了商业化，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休利特和帕卡德的发明以及其他多名电子发明家一起帮助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推动的生产率反弹，它见证了一年中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至2.4%，突升了一个多百分点（Jorgenson和Stiroh 2000；Oliner和Sichel，2002）。

学术研究发现创业会带来长期的生产率增长（例如，King和Levine，1993年），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休利特和帕卡德的企业愿景最终在创立公司几十年后一直保持生产率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个人电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广为使用，然而直到这些创新技术转化为对生产率增长有意义的发展还存在一个滞后时间。研究还告诉我们，保护知识产权的机构可确保从健康的金融中介机构获取负担得起的贷款，推动法治一直是促进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和创业成功（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2005年；诺斯与温加斯特，1989年）的重要因素。创业成功最终转化为生活质量和生产率增长（京和莱文，1993年）的提升。

框5-1：贸易

国内和国际贸易对于整体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创新同样如此。贸易以两种方式促进创新和相关生产率增长：1）通过提高创新过程的效率，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价格把更多创新推向市场；2）当他或她的新想法成功实现时，提高创新者的回报。

国内贸易是指根据在美国不同地域的商品流通而测度的，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基础设施对国内贸易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企业提供了可以把一种产品有效地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的手段。本报告的第六章详细介绍了改善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的前提条件和结果，以及为何州际高速公路、长途货运铁路和航空运输系统对生产率尤为重要。这些基础设施资产也有利于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也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用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2007年）的话说，“[相对的自由贸易的优点是，在世界市场上增加市场份额的可能性是创新活动不变的激励。”最近的一个证据审查称全球化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强有力的调查”（De Loecker和戈尔德贝尔格，2014年）。

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生产率增长。当美国企业向海外销售时，每家企业可以出售更多的产品，这种规模上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率。国际贸易使公司进入更大的市场，这给一定水平的创新带来更大的收入以及更大的潜在利润，因此提高了创新的动力。例如，Aw、罗伯特和 Xu（2008年）最近所从事的经济研究发现，具有国外市场经验的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概率更大。贸易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对总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当企业能够发展壮大并满足其他国家消费者的需求时，这些企业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并雇佣更多的劳动者。因此，贸易自由化以后，在企业扩展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朝着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重新分配，在整体经济中生成更高的总生产率（Melitz，2003年）。

此外，贸易能够使出口商和进口商接触全新思路和新颖工具、材料或技术，从而提高其生产率。一些这方面的学习就是简单地模仿，即企业采用已存在的技术或专门技能。与此同时，因为美国所有的进口商品有大约一半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进口商品实际上可以通过以更低的价格使更多商品面市，从而降低企业成本，该增长会使美国企业扩大生产和就业，正如学术文献中强调的。罗默（1994年）表示当一个国家将更便宜、更多样化的进口投入和商品纳入权衡时，其国际贸易收益实质上会成倍增加。哈尔彭、科伦和赛德尔（2015年）也认为贸易自由化以后获得更广泛的进口投入可提高企业生产率。阿米蒂和Wei（2009年）认为服务投入的进口对美国1992年至2000年间的制造业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由博勒、Moxnes和乌特维特·莫（2015年）最近合著的一篇论文表明，改善进口投入可促进研发投入，从而推动技术创新。

最后，贸易还可以提高竞争，而竞争可以促进创新和生产率增长。萨顿（2012年）认为，发达经济体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途径之一是在生产率分配的低端引入竞争对手，从而激励生产率分配高端的企业进行创新。阿洪等人（2004年）研究了从1980年至1993年期间的英国企业，并发现在位企业在TFP方面获得重大收益，以应对外国竞争者进入市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是指美国与其他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签署的贸易协定，它为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拓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TPP创造的更多贸易机会将帮助生产率最高的美国企业实现扩张，使美国其他企业提高生产率，推动创新，最终提高美国生产率。同样地，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是指美国和欧盟目前正在谈判中的贸易协定，它将有利于进一步驱动创新和生产率。

除了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之外，初创企业还提供了就业机会。2013年，初次企业提供了200多万个新就业机会，相比之下，老牌企业提供了800多万个新就业机会。5然而，正如下面讨论的，初创企业的产生率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见图5-3）。虽然许多初创企业失败了，然而那些得以立足的初创企业开始发展，从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需求。因此，为初创企业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将奠定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增长。

大多数初创企业依靠债务和股权融资（罗伯和罗宾逊，2014年）的混合，这意味着一个健康的、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对于确保初创企业找到他们需要的融资至关重要。风险资本投资以交易数量和美元为新企业提供了金融市场健康状况的两个指标。虽然这些投资依然落后于互联网繁荣的历史高位，这些指标已经自2008年金融危机（见图5-2）以来取得了显著提升。2015年（按GDP比例）平均每季度风险资本投资美元呈现2001年以来从未出现的水平，这表明企业家和发明家获得资本的情况正在改善，虽然资本对创新型初创企业在某些地区仍然是主要支柱，使得高增长企业创立成为极少数都市枢纽之外的一大挑战。

不仅初创企业帮助实现许多创新的全新理念的商业化，而且初创企业——甚至初创企业进入权的威胁——有助于激励老牌企业不断创新，以提高其现有产品（西曼斯，2012年）。这一结果表明，初创企业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不仅是创新和实现新产品商业化，同时也推动老牌企业这样做。事实上，在一个行业的在位企业采取许多变革以提升生产率或改善消费者福利之前并不需要太多初创企业积极进入该行业。例如，西曼斯（2012年）表明，由一个城市控制的有线电视系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足以引起在位有线电视系统进行产品升级。因此，初创企业的这种双重作用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刺激创新和生产率增长。

不断下滑的企业动态

虽然初创企业对于实现新想法和生产率增长的商业化非常重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初创企业的进入权一直在下滑。出口率相对稳定，该趋势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平均年龄正在增加，而企业数量正在下降。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企业动态——所谓的企业流失或企业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在持续下降（见图5-3）。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特定领域经历了不断下滑的动态性，零售领域首当其冲，到世纪之交，下滑蔓延到了所有领域，包括传统的高增长信息技术领域（德克尔等人，2014年）。

图5-2

1995年至2015年期间风险资本交易的数量和百分比

来源：PWC/NVCA摇钱树报告；汤姆森路透公司

这种趋势有可能与生产率和创新的同步下滑有一定的关系，虽然该关系的方向不是那么明确。创新和生产率的下滑可能会给在位者带来更少的进入者和成功挑战，或者一些外部因素，例如，限制竞争或构筑进入权壁垒（见下面框5-2职业许可证）的商业环境可能会驱动更低比率的新企业形成，并进一步导致更低水平的创新。企业进入的更低比率可能会降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竞争会引领企业创新和提高效率，从而加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图5-3

1977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企业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的比率

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企业动态统计

企业进入率下降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下降趋势已延续了将近四十年。对此，部分解释是很多行业都提高了进入门槛。对于某些行业，这些门槛可能是职业许可证（见框5-2职业许可证）。在其他情况下，这些门槛可能是联邦、州或地方许可证或牌照。通常情况下，设立这些许可证和牌照的目的是确保企业遵守重要的消费安全规则。例如，在纽约市，要求各餐馆设立一位已通过了食品保护课程的经理。6这些规定对于希望开拓新业务但是通常对于保护公共福利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家增加了固定费用。

在其他情况下，进入门槛可能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计入现有企业的各种优势有关。这可能是政治性的；例如，现有企业可以游说设定保护他们免受新进入者竞争的规则，如已在出租车和豪华轿车行业所看到的，来自新进入者基于互联网的应用最近开始颠覆出租车领域。这些门槛也可能与规模经济有关，其中在位者发展的规模如此之大，它有效地消除了企业进入的可行性。有些行业，如电力传输、水力和其他公用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会发生这种情况，固定成本非常高，而边际成本很低，接近零。在一些较新的技术市场中，网络效应是很重要的，如社交媒体网站，可能会由一家企业称霸，因为在这些市场中网络外部效应倾斜于网络良好的一个供应商。

框5-2：职业许可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导致经济流动性广泛下滑，包括企业进入率下降，工人流动性降低，职业调整减少的一个因素是职业许可规则日盛。这种现象给一个市场或地域的企业和劳动者带来了障碍，因此限制了竞争，并可能产生其他市场扭曲。由克莱纳和克鲁格（2013年）根据众多不同数据来源绘制出了许可的历史增长，它表明由国家许可法所涵盖的美国劳动力份额在20世纪后半期增长了五倍，从20世纪50年代初不到5％增至2008年的25％（下图5-i）。虽然国家许可证占据许可的大部分，然而增加本地和联邦许可的职业进一步将2008年授权给劳动力的份额提高到了29％。

虽然持有许可证的劳动者的百分比增加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些迫切需要获得许可的领域，如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就业增长，然而这主要是由于增加了需要许可证的职业的数量。经济顾问委员会（CEA）的分析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至2008年期间，约三分之二的劳动者获得国家许可证是由于需要许可证的职业在增长，同时剩余的三分之一多一些的劳动者获得许可证是由于劳动力职业构成的变化（CEA等，2015）。

来源：州政府委员会(1952年)；格林 (1969年)；克莱纳（1990年）；克莱纳（2006年）；以及克莱纳和克鲁格 (2013年)；维思达特数据公司；CEA 计算。

精心设计并谨慎实施后，许可将为消费者和公众提供重要的健康和安全保护，为劳动者带来福利。然而，一些职业许可制度由在位者造成典型的所谓的竞租行为，在该制度下，这些个人和企业可能会成功地游说政府部门设立准竞争对手门槛，防止导致高于正常的劳资回报。此外，各州对许可要求差异很大，表现在需要许可证的职业不同，以及获取许可证的要求不同，使劳动者更难以跨州流动。因此，获得许可证的劳动者的稳定增加导致美国长达数十年的跨州流动性的下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它不可能是导致该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CEA等，2015年）。

土地使用法规和分区制也可以使创业者更难以开创新企业，或者使劳动者更难以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和企业。第二章框2-6讨论的是过度限制土地使用规则造成的影响。

无论是作为企业进入率下降的原因还是后果，市场整合都似乎在同一时间段出现上升趋势。美国人口调查局关于市场整合数据来自于弗曼和奥斯泽格（2015年）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制定的一个表格，它表明非农商业领域出现明显的整合趋势。该数据显示，从可用数据来看，在四分之三的领域中，最大的50家企业在1997年至2007年之间实现了收入增长。许多独立研究记录了不断增加的各行业的市场整合，包括农业、上游农业供给、银行、医院和无线通信，二位的论文也凸显了这一结果。

该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寡头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这意味着一些企业主导市场并具备一定优势，他们会产生经济租金（弗曼和奥斯泽格，2015年）。经济租金是对生产要素如资本或土地的回报，它超出把该因素带到生产所需的水平；换句话说，超出基于经济基本面预期水平的回报。经济租金在企业及其劳动者之间被分裂开来，但具有较高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具有更大的优势保留住租金，或者通过收取高价或者通过支付给劳动者更少的薪水。在缺少一些反补贴公共目的的情况下，这样的租金反映了消费者福利的减少，因为他们蚕食原本归于竞争市场中消费者和劳动者的盈余；例如，通过价格较低的商品或员工更高的工资。此外，由于缺少初创企业进入或初创企业进入威胁，这些整合行业的在位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从长远来看，导致较低的生产率增长。

下滑的劳动力市场动态

企业动态与劳动力市场动态（或者流动性或搅动）息息相关，它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中谁为谁工作的变化频率——2015年总统经济报告第三章对该话题进行了详细介绍。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流动性是由雇佣和离职来测度的；从企业角度来看，流动性是由新职位（职位创造）与削减的职位（职位破坏）（经济顾问委员会2015a）来测度的。

图5-4解释了职业创造与职位破坏作为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自从1980年开始就一直下滑，然而职位创造在过去二十年下降更快。企业动态的下降可部分解释该趋势。今天经济体中年轻企业比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得以立足的年轻企业比老牌企业发展速度更快。年轻企业的数量减少了，因此延迟了经济萧条之后的复苏，这也是职位创造在整个时期下降的部分原因。职位破坏的速度在同一时期下降更慢，部分原因是由于老牌企业在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及其他突然的负面事件的影响时更具有弹性（德克尔等人，2014年）。

较低的职位创造和破坏率可能有助于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失率，通过为劳动者找到与其专长最匹配的工作来影响该过程，反之亦然，为所有企业降低整体生产率，无论是年轻企业还是老牌企业。当劳动者的专长与企业老板所要求的任务形成良好匹配时，劳动者和企业都会从中受益。该专长-职位匹配可实现成本节省，其中一部分表现为给消费者带来较低的价格，一部分表现为给劳动者带来较高的薪水，一部分表现为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

因此，现有企业可以通过雇佣具有特定知识或技术技能的劳动者或与特定企业的职位更相匹配的技能来提高其生产率。然而，满足企业需求的劳动者的供给存在三个方面的限制。特定知识或技能可以通过学校和培训项目实现，但它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这样的教育计划，导致企业首先向劳动力市场放出需求信号的时间与个人决定加入教育计划并准备进入劳动力的时间之间存在滞后。

图5-4

1980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职业创造与破坏率

来源：德克尔等人（2014年）基于美国人口调查局企业动态统计

高技能工人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移民，移民总量受到获得批准的签证数量的限制，而签证又受到立法的约束。最近的证据显示，技术移民对创新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例如，Peri、Shih和Sparber（2014年）发现，国外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劳动者的流入对于美国1990年至2010年间发生的总生产率增长贡献了30%到50%。坊间证据显示移民对美国创新、创业和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1990年至2010年间移民占到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四分之一。移民也占到了美国1995年至2015年间创立的所有技术和工程公司的四分之一，在2006年至少实现了1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硅谷的公司（Wadhwa等人，2007年）。该作者也报告称美国所有专利的24%来自非美国公民。

最后，一些劳动者可能会获得对未来就业有用的职业技能。然而，许多企业要求其员工签署的非竞争协议，这给高技能劳动者的流动性带来了又一个限制。消除这种限制应带动劳动力市场高水平动态性，劳动者可藉此找到与其技能更匹配的工作，这应该反过来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近的研究表明，加利福尼亚等州的高集中创业是由于这些州不强制执行竞业禁止协议（吉尔森，1999年；马克思、辛格和弗莱明，2015年）。

劳动力和企业动态降低的影响不如趋势本身明显。动态性降低可能是就业市场开始进行更佳匹配的一个标志或者现有企业加大力度以减少员工流动率。然而，流动率降低可能是由于新企业创新真正降低了——这部分内容将在下面予以讨论——导致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动态性降低。导致二者降低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竞业禁止条款、职业许可以及阻止员工跳槽或创业的其他劳动力市场机构。对许多行业来说，日益增加的集中度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无论原因是什么。

4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谈到模仿创新时，虽然有一些竞争聊胜于无，然而太多竞争却是不利的。已在多个行业观察到这种竞争与创新之举所谓的插入式U形关系（阿基翁等人，2005年）。

5 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企业动态统计。

6 要求详见：https://www1.nyc.gov/nycbusiness/description/food-service-establishment-permit/apply